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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财政体系上，两京十三省就是大房和十三个姨太太，每房每年交上来多少孝敬是固定的，他这个族长再按照心情把生活费发下去，额度也是固定的。

    大房多一些、有儿子的多一些，赶上谁家有个灾有个病的，大家凑一凑也就顶过去了。母慈子孝、兄终弟及、和和睦睦，谁也别犯红眼病，国家就和睦了。

    如果家族里的人都听话，能做到早请示晚汇报，谁都不许有非分之想，且邻居家也不过来闹事，那这套体系确实挺好的。

    但是能做到这几点也就用不着他来当族长了，这不就是人民具有极高思想觉悟，把劳动当做第一需要，不给工资也得哭着喊着干活的理想社会了嘛。

    从唐代开始，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不制定统一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把财政货币化，不能货币化就无法有效管理调控。所以发明了两税法，以铜钱为基准计算全国财政。

    到了宋代，货币计算体系又进了一步，几乎出现了国家预算的雏形，货币做为主要结算方式，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。

    但到了朱同志这里，可能是因为从小数学不好，或者过于淳朴的思维模式，天生厌恶货币，认为钱是万恶之源，只要少提钱就不会出现贪腐之风，治下也就平安无事了。

    所以在他的主持下，大明的财政体系里不光没有了货币为主的计算基础，还来了个大倒退，重新又把实物拿了起来，向着谷本位大踏步进发。

    明初的国家财政主要用“石”来计算，沿用了唐代两税法的皮毛，把全年税收分为两次，夏征和秋征。夏季收麦子，秋天收大米。

    可是麦子和大米的真正价格却不一样，一石米的价格总是高于一石麦子。但老朱同志说了，我就认为它们是一样的，反正吃了都能饱人！

    得，这玩意谁敢和他争论啊，搞不好脑袋就没了，一石就一石吧。于是在大明朝的财政数字里，一石麦子和一石米就被人为强行等价了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有的田亩不适合种大米也不适合种麦子，只能种点高粱小米或者豆子啥的，该咋办呢？老朱同志也有办法，他又弄出个“折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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